迷失传奇我本沉默“撤离比抵抗让我们走得更远”,迷失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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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迷失传奇尽在—mishicq.com 日期：2014/10/10 来源：www.mishicq.com 人气：
文/【美】安娜·A·塔维斯高海涛译
在巴黎的那段时间，里尔克碰巧在《科莫斯》杂志上读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两首诗，那是保罗·瓦雷利所主办的一本文学年鉴。他对于这些俄罗斯特点鲜明的诗行印象颇深，虽然法语译者采用了波德莱尔式的无韵形式。从这两首格调忧郁的诗中，里尔克觉察到一个真正的文学英才正呼之欲出，他把这个印象与他的朋友“老帕斯”分享，当父亲的自然又把这来自大名鼎鼎的里尔克的特别关注告知了他远在莫斯科的儿子。
里尔克竟然很看重他的诗，消息传来的时候，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简直像灵魂的电流突然短路”，他一向把里尔克看作先师，他没有想到类似寄信这样平淡无奇的媒介也能建立起和里尔克的联系。帕斯捷尔纳克记得1900年的初夏，他和里尔克在莫斯科的一个火车站有过单独的会面，从那时起他就念念不忘这个名字。后来，他曾在父亲的书房里找到两本有里尔克亲笔签名的诗集，即《自我的欢庆》和《时间之书》。那本《时间之书》给帕斯捷尔纳克的感觉尤为亲切而别样，它的主题既是神秘的，又是世俗的；既是虔敬的，又是冒犯的。而更重要的是，它承诺了生命自强不息的延续，而无视那些相反的证词。
尽管，如同逃离用仇恨建成的监狱，
每个人都分娩于自我，并独立不羁。
但世界还有一个奇迹，多么了不起！
凡是生命都被活过：现在轮到了我，
那么是谁呢，活着我？难道说万物
会耐心地站在那里，就像睡在竖琴中的
一段未经染指的旋律，随时光消逝？
或吹过水面的是风？相互致意的
是树枝？散发芬芳的是花朵？或
日久年深的小巷们在无尽地延续？
是毛茸茸的野兽正在奔逃？还是
飞鸟，在异乡的远行中不见了踪迹？这
生命，都是谁在活着呢？是你吗，上帝？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把里尔克的诗介绍给松散的文学社团“赛达达”的成员，这个社团在1908—1909的两年期间总是在阿尼西莫夫的莫斯科家中集会。阿尼西莫夫作为这伙人多才多艺的领袖，本身也是位诗人，他在1913年首次用俄文翻译了里尔克的《时间之书》。正是这样的机缘和帕斯捷尔纳克个人对里尔克早期诗歌的偏好让《时间之书》在俄国大为流行，成了他所有作品中在俄国名声最响同时也有较多知音的一本。
里尔克最有影响的作品，还是他后来创作的《杜依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1926年，当帕斯捷尔纳克收到里尔克寄所馈赠的这两本书，他开始意识到研读里尔克对他的改变是多么巨大。最初的时候他曾把里尔克视为先知和圣者，在他心中的位置不下于埃斯库罗斯或普希金，后来，里尔克则成了他的导师和同时代人中的长者，不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凡人，都与他颇多相似之处。在 1926年4月12日他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真诚地表白了他二十年来对里尔克所一直怀有的敬爱与感激之情，他信中所用的德语因兴奋不已而显得有点陌生和另类。在信中，帕斯捷尔纳克还坦言了他对俄国革命的看法，认为那是半途而废的和不彻底的，并谈到了自己身处其中的感受和思考。
说到这里的生活，它倒给每个想学习的人上了一课，那就是当一个伟大的事变采取了直接推动的形式，就往往会转化为对立面，必将矛盾百出，它实际上会成为微不足道的崇
高和无精打采的激进。我们的革命也是如此，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矛盾，是时间之流断裂的碎片，就像一处静止不动而又令人惊恐的风景。这也同样是我们个人的命运，历史似乎有某种险恶而又庄严的好奇心，我们的命运则是其逆来顺受、浅尝辄止的实验品，因此甚至在最渺小、最可笑的层面，这命运也是悲剧性的。
帕斯捷尔纳克把革命看作是对俄罗斯传统文化价值的公然践踏，这也回应了里尔克自己的观点。两个诗人的共同看法是，一方面，这场革命似乎在召唤人们去积极参与新生活的创造；另一方面，它又从一开始就阻止了生活的孕育成长。而艺术家的使命与政治家不同，他必须遵从文化的内在规则而不是去改变什么，也必须允许细微具体的日常生活经验进入艺术表现，去凝结为永恒的审美价值。自从他访俄以来，里尔克一直把艺术家在生活中的位置确定为纯粹的接受，要以谦卑的姿态，虔诚的理解去感悟生活，不骄不躁，而且充满耐心。对于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而言，艺术意味着对生活根基的不断回归，正是那些根基性的生命和事物才会为诗人提供直接的写作素材。因此他们的崇高感永远离不开对现实与此岸的关怀，他们那些最昂扬的诗章，字里行间总是回响着他们生活的脚步，有一种自叙传式的身世感。里尔克引导帕斯捷尔纳克发现了上帝，但不是他那种超验形式的上帝，而是体现在现实世界平凡事物中的神。他的名言“歌唱即是存在”或许是一种神秘的体验，而帕斯捷尔纳克对此的共鸣则是：“活着的、真实的世界是想象力的唯一根据”。
出人意料的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这篇心灵告白，是他写给里尔克的绝无仅有的一封信，这让他后来的传记作者感到困惑，不知他的沉默中有什么奥秘。人们提出了四种可能的理由：一是当时的俄国和瑞士还没有直接的通邮；二是里尔克不想让他的父亲和妹妹们充当他和里尔克之间的信使；三是茨维塔耶娃的原因，她或是有意延迟了转寄帕斯捷尔纳克的信，或是仅仅在后来替他做了概述；四是帕斯基尔纳克本身的犹豫，他可能不愿意利用里尔克的关注大做文章。这些推测单独来看都缺乏说服力，而情况也许是完全不同的。帕斯捷尔纳克见到里尔克时年仅六岁，随着他的长大成人，他对这位奥地利诗人的童年记忆也变得越来越隐秘，他并不觉得他有必要再去亲眼见到里尔克并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而且假如偶然相遇，也许会破坏里尔克在他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既然他早已从内心深处赞同里尔克的想法，即诗人的天职在于艺术，那么极有可能，他会觉得没必要建立直接的联系。保持距离感和独立性对里尔克的创作至关重要，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才华也同样重要。“只有在绝对的孤独中，我发出的声音才会纯粹而清晰”，他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解释。后来在他的自传《航线》中，他又这样写道：“我并不是把我的思考献给对里尔克的记忆，是我自己从他那里获得这些思考，如同获得馈赠”。
有一次在谈到里尔克时，帕斯捷尔纳克指出，一个天才的独特个性是集体的、集合的，尽管他可能意识不到他的艺术的源头，但这艺术却包含了那些未来读者经历的丰富性。诗人的生命从来不是属于他自己，而总是在他的后来者的讲述中建立起生命之碑。这些话是带有预见性的，就里尔克来说，他正是通过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讲述以及他们的作品，进入二十世纪俄国文学史的。
帕斯捷尔纳克主动向他的同时代人阐述里尔克，这种阐述是从他自己的经历中来的，并且是基于他对里尔克诗歌的独到理解。他认为，里尔克的作品之所以在俄罗斯有被误解的情况，恰恰是因为那些俄文译者总试图重现里尔克诗歌的内容方面，而忽略了诗的情调，这样做的结果是劳而无功。在里尔克那里，一切都取决于情调，这需要在俄语转译中有相应的情绪和韵致的处理。就西方人的口味而言，帕斯捷尔纳克被译介的诗选显得很另类，好像不是真正的精选；而对俄罗斯读者来说，提起里尔克往往总是联系到他早期的诗作，如《时间之书》、《画像之书》、《圣女玛丽的生活》等，似乎他就是这样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这些读者并不关心里尔克后来的努力，即从容把握他的情感世界，并让他的艺术尽量服膺于语言的规则。至于他后期的“哲思双环”——《杜衣诺哀歌》和《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更是让他们毫无兴致。斯拉夫读者始终不渝地喜爱着里尔克的那些充满情感的、蕴含神秘的诗句。他的那句格言迷失传奇我本沉默“撤离比抵抗让我们走得更远”在俄罗斯赢得了倾心，欢迎者之众无论在哪里，都比不上这片托尔斯泰和托斯陀耶夫斯基的土地。如果说，里尔克为了激励自己而设想出一个拥有神秘主义和纯正信仰的俄罗斯的话，那么，也许这样的读者就早已被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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